早在唐代，許多名文人擔任地方官職，出于對當地山水風景的向往之情而利用他們的職權，于風景名勝的開發多有建樹。這些文人出身的官僚不僅參與風景名勝的建設，環境的綠化和美化，而且還參與營造自己的私園。憑借他們對自然風景的深刻理解和對自然美的高度鑒賞能力來進行園林的規劃，同時也把他們對人生哲理的體驗、宦海浮沉的感懷融鑄于造園藝術之中。于是，文人官僚的士流匠林所具有的那種清沁雅致的格調得以更進一步地提高、升華，更著上一層文人的色彩，這便出現了“文人園林”。所以說，文人園林乃是士流園林之更側重于以賞心悅目而寄托埋想、陶冶性情、表現隱逸者，也泛指那些受到文人趣味浸潤而“文人化”的園林。如果把它視為一種藝術風格，則后者的意義更為重要。它的淵源可上溯到兩晉南北朝時期，到唐代已呈興起的狀態。見于文獻記載的如王維的輞川別業，自居易的廬山草堂，杜甫的成都花溪草堂等便是濫觴之典型。

宋代，文人主政，文人與官僚合流的情況更為普遍。于是唐代開始興起的文人園林，到宋代已成為私家造園活動中的一股潮流，占士流園林的主導地位。同時，在宋代的文人士大夫階層中，除了傳統的琴、棋、書、畫等藝術活動之外，品茶和古玩鑒賞也開始盛行。它們作為文人的共同習尚，大大地豐富了文人生活藝術的內容，交織構成文人精神生活的主體。而進行這些活動需要有一個共同的理想場所，這個場所往往就是園林。因此，文人的這些共同的習尚不僅促進了造園的發達，而且使得園林著上更多的文人色彩，成為文人園林興盛的一個因素。

中唐以后逐漸興起的品茶風氣，到宋代而普遍盛行于知識界，品茶己成為細致，精要的藝術即所謂“茶藝”，包括烹調方法、飲用儀注、茶具、茶室、茶庭等。茶藝不僅普及于民間，還流行于寺廟、宮廷。宋徽宗在《大觀茶論》的序文中說過這樣的話：“薦紳之士，韋布之流，沐淆膏澤，熏陶德化，咸以高雅相從事茗飲，故近歲以來，采擇之精，制依之工，品第之勝，烹點之妙，莫不威造其極……天下之士，厲志清白，競為閑暇修索之玩，莫不碎玉鏘金，啜英咀華，校篋司之精，爭鑒裁之妙。”

他提倡以“清、和、淡、潔、韻高致靜”為品茶的精神境界“因此，茶藝能適應并發揚文人性格中的“淡泊以明志，寧靜而致遠”的一面，同時也要求一個“淡泊、寧靜”的環境來進行茶藝活動，而山水園林則是再適合不過的環境了。于是，品茶賞茗與文人匠居的閑適生活便結下不解之緣，這在宋人詩詞中亦多有記述的。

唐代以前，收藏文物古玩以宮廷內府為主，從中唐開始，士大夫多有博雅好古之人，收集古器物，鑒賞古字畫的風氣逐漸在他們之間流行起來，到兩宋而臻于極盛，發展成為一門學問，刊行了不少有關的專著，蘇軾、歐陽修、蔡襄、陸游、趙明誠、李清照等著名文人均精于此道。米芾更是古成癖，他“精于鑒裁，遇古器物書畫則極力求取，必得乃已”。這樣一種高雅的藝術鑒賞活動，自然要求一個同樣高雅的“淡泊寧靜”的環境，則亦非園林莫屬。所以米芾父了列陳文玩的“寶晉齋”，周圍皆“高梧叢竹，林越禽鳥六以幽雅的園林環境來襯托齋內“異書古圖、右左棲列”的幽雅氣氛，可謂相得益彰了。

早在唐代，大詩人白居易經營洛陽履道坊宅園時已把操琴活動作為園居的功能之一，他在區《池上篇·序》中這樣寫道：“每至池風春，池月秋，水香蓮開之旦，露青鶴唳之夕，拂揚石，舉陳灑，援崔琴，彈《秋思》，頽然自適，不知其他。酒酣琴罷，又命樂童登中島亭，合奏霓裳散序聲隨風飄，或凝或散，悠揚于竹煙波月之間者久之，州未盡而樂大陶然，已解于石上矣。”

可以想見那一派有如高山流水的琴音與園林山水環境的契合，對文人的精神生活能產生何等深刻的冶作用·這種情祝到宋代更為普．朱長文曾薯樂圃記，描寫他自己規劃營的私園“樂圃，的景觀：“……岡上有琴臺，琴臺之西有詠齋，此予嘗附琴賦詩于此，所以名云。見山岡下有。“池中有亭，曰墨池，除嘗集百氏妙跡于此而展玩也。池岸有亭，曰筆溪，其清可以濯筆。”

園中設琴臺、墨池、筆溪這樣一些景點，意在表明園主人對詩、書、琴藝和法帖的珍愛，并以之構成為園林造景內涵的雅趣。諸如此類的情況，足以說明以琴、棋、書、畫、品茶、文玩鑒賞為主要內容的文人精神生活與園林的密切關系。前者以后者作為理想的活動場所，不僅促進了造園藝術的發展，而且還使得園林著上更濃郁的文人色彩·則不言而喻必然會成為刺激文人園林興盛的一個因素。